书院作为中国传统儒家传道授业的“大学”之地，历经千年，遍及华夏，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与教育史中居于重要地位，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虽然，书院被废至今已有百余年时间，但一百多年来，书院一直是中国人心中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。

　　书院是华夏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

　　中国人对书院其实并不陌生，只是对这种古老办学机构多闻其名而少有经历。

　　书院最早源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，是中国古代士人围绕着书，开展包括藏书、读书、教书、讲书、著书、刻书等各种活动，进行文化积累、研究、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。

　　唐末至五代期间，战乱频繁、仕途险恶，一些学者不愿做官，隐居山林或乡间闾巷，模仿佛教禅林的讲经制度进行读书讲学，吸引了一些士子前来求学，书院开始具有了讲学授徒的功能。

　　但唐末五代的书院数量少，规模不大，故其影响有限。北宋初期，由于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，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。士人求学需求很大，却苦无其所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量民间书院应运而生，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。加上当时印刷术的应用，让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，变得极为便利，书院因此拥有了丰富的藏书，并真正成为了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。

　　文化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“精气神”。到了南宋，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理学家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，南宋书院的数量和分布的区域大幅度扩大，各方面都比北宋有长足的进步。尤其是朱熹集儒家经典语句制定的《白鹿洞书院学规》，成了历代书院所共同尊崇的方针和守则，延续七百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也由此形成。

　　在书院发展史上，明朝承前启后，地位也十分重要。在王阳明和湛若水的学说重新结合以后，带着冲破长久压抑的力量，书院得以勃兴，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，这标志着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阶段。当然，书院输出到朝鲜，也是这个时期的亮点。明代开始，书院走出国门，传到东国朝鲜、东洋日本以及印度尼西亚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国，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、美国旧金山等西洋地区，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　　清代以后，朝廷对书院加强管理与控制，使书院的独立性逐渐丧失。书院不再视学术为本分和生命，反而不断强化教育功能，正式的官学也纷纷假以书院名称，许多乡村一级的学校也冠以“书院”的名头，书院文化于此龙蛇混杂。最后，在光绪末年的书院改制转型新式教育运动中，书院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现代很多人真的对书院误解太深。虽然书院和科举考试如影随形，但是朱熹和很多儒学大家历来都很反对“科举利禄之学”。

　　“书院并不是为了科举而生，古代书院的初心主要是强调个人的修养和学术修为，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。当年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目的，也是为了纠正官学和科举之偏。”中国书院文化研究专家、九江学院教授李宁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书院教育的特点是为了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，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。“朱熹他们并不是盲目地反对科举,而是主张先学好儒家义理精髓,再参加科举考试。”